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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兔子的负重前行——新中国海外撤侨60年。。。
发表日期:2018-06-09 15:54   文章编辑:公海赌船710手机版    文章来源:公海赌船710手机版    浏览次数:
 

  不久前新西兰南岛发生了7.5级地震,然而关于这场不小的灾难的报道却因为中国人的出现被彻底歪了楼。大家关注的不再是灾情本身,而是或诧异,或津津乐道,或酸溜溜地讨论着:中国竟然包下了当地所有可以用的直升飞机,在一群西方游客哀怨错愕焦虑的眼神中把被困 中国 游客全部接走了……100多个人,一场在中国历史上不算大的撤侨行动,因为有了鲜明的对比被推上了的风口浪尖。是的,画风变幻有点快,让习惯了优越感的西方人和逆向种族主义者也许一下还无法适应。

  然而你没有拿错剧本,这件事发生在公元2016年11月14日。哇!原来真的有这么一天,我们可以走(乘)列强的路(灰机)让列强无路(灰机)可走(乘)。原来也有这么一天,我们也可以挺直腰杆自豪地照着公知跪舔美国的说法:“无论走到哪里,祖国都是你坚强的后盾!”一切来得这么自然,让我们喜悦而又心安理得。是啊!亲!这不就是我们日思夜想的大国梦么!?

  新西兰撤侨事件报到后,网友南风识尘做了一个短视频,回顾了自2011年2月,利比亚撤侨以来中国的几次海外撤侨行动。这次被称为世纪大撤侨的行动被认为是中事、经济、外交实力的一次全面展现,在这次行动中,中国政府共动用91架次中国民航包机,35架次外航包机,12架次军机,租用外国邮轮11艘,国有商船5艘,军舰1艘,历时12天,成功撤离中国驻利比亚人员35860人,还帮助12个国家撤出了2100名外籍公民。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撤侨行动中,中国空军直降利比亚机场,建国以来首次直接参与撤侨行动。从那一天起,公知们惯用的“国家在那里?”的设问句逐渐没有市场,也许也是从那一天起,很多中国人真正打骨子里站立起来。也正是那一天起,我开始了把目光投向中国撤侨史。

  随着国力的强盛、媒介的发达,如今的我们越来越习惯中国在各种外交场合强有力的表现,偶尔甚至让人觉得这兔子有点点霸道。正如网友所说:国家有能力撤侨,我们才能够撒娇。然而,我想说:撤侨是国家实力的体现,但并不是国家实力的刻意展示。当我们把历史翻回20世纪50年代,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体会到:撤侨不是一种国家姿态,而是浸淫着民族苦难的血色归途。难能可贵的是无论贫落还是富有,我们身处的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的承诺,没有放弃他的同胞。

  让我们把史书再往前翻三百年,也就是中国的明清时代,就在那个中国尚有睥睨全球的经济军事实力,上至统治者,下至平头百姓都认为天朝上国不是梦的时候,对于华侨的态度,却让跌眼镜。由于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禁止臣民“出洋”、“出海”。海外华侨便被排除在了”同胞“的范畴外。

  比如: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华侨,近3万人被杀,整个吕宋仅有300多华商侥幸活了下来。6年后,因华商税收过重又有2万多华人被杀,不到10年光景在菲律宾就有5万华商被杀。西班牙殖民者原本还有些忌惮中国的反应,谁知明廷知而答曰:“所杀华人,皆系私自出洋,罪在不赦。”1740年(乾隆五年)10月9日,荷兰人命令搜查所有在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的华人居民的住处,最终演变成持续3天的大,1万余华人被在自己家里,酿成历史上著名的“红溪惨案”。惨案发生后,当时的荷兰总督华尔庚尼尔被荷兰政府逮捕并死在监狱里,荷兰国会担心处于盛世中的乾隆王朝会实施军事报复。福建总督策楞、提督王郡也确实将此事上奏朝廷,但乾隆帝的回答却是:“大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认为被杀华侨是“自弃王化”、“系彼地土生,实与番民无异”、是“彼地之汉种,自外圣化”,因此华侨被这件事“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圣朝”无须加以责备,只是禁止了与荷兰之间的通商贸易。

  时光来到果粉们朝思暮想穿越回去的岁月静好的大,这一时期是中国人向海外移民较为自由的时期,国民政府允许国民在具备一定条件、履行一定手续的前提下出国或移居。然而随着二战的爆发,华侨主要居留的东南亚地区也不太平,暹罗、马来亚、公海赌船官网菲律宾、香港相继沦陷,华侨生命和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而且受到日本政府的挑拨恐吓,暹罗等国政府也采取了较为激烈的排华措施,1939年暹罗将200余名华侨解压出境,1941年巴拿马、秘鲁等南美国家也发生排华事件。由于自身处于战争状态,国民政府自顾不暇,只能。随着日本大举南侵,海外华侨生命如同草芥,任人宰割。

  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只比前朝更差。随着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的逐渐独立,许多华侨引以为豪的中国国籍开始成为所在国政府关注的焦点,甚至被上升到问题。 当时,在东南亚的华侨有1000万之多,而在印尼的华侨就有270万左右,西方国家利用华侨问题大肆渲染“红色政权”威胁,宣称华侨是红色中国输出的载体,挑拨东南亚国家对华侨忠诚度的怀疑。为保障华侨在所在国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中国政府选择放弃多年以血统为准的国籍,鼓励华侨自愿加入所在国国籍,同时表示不赞成实行双重国籍。1955年4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印度尼西亚会见当地华侨时说:“选择了别的国籍,朋友仍然是朋友,兄弟仍然是兄弟。”就像是“亲戚关系”,“你们入了当地国籍回中国,就像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一样”,中国政府随时“欢迎你们回娘家嘛。” 于是“华人”这个词开始出现。新中国的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54年颁布的宪法中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

  然而,新中国的姿态并没有缓和东南亚国家复杂的内部。相反,因为当地华侨、华人几百年的苦心经营,所赢得的高度经济和社会地位成为了所在国转嫁的牺牲品。

  1958年底,苏加诺依靠陆军了地方势力,掌握实权,作为交换,苏加诺加紧推进有损华侨利益的“扫除殖民经济残余”的经济政策。1959年6月,印尼排华恶浪掀起,禁止华侨从事一贯的商业零售业,并对丧失生计的华侨采取了强迫迁移的手段,造成50余万名华侨流离失所,此后印尼多地还发生了武力逼迫华侨事件。为此,中国向印尼发出照会表示,并决定迅速安排派船接运印尼自愿归国华侨。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海外撤侨行动开始了。由于解放前夕政权的掠夺和破坏以及解放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禁运封锁,当时中国尚没有一艘自营远洋商船。新中国的第一次接侨行动最初只能通过租用香港、东南亚华、侨商和苏联的船只开展的。1960年2月2日,国务院发布“在广州、汕头、湛江、海口等地的港口,设立接待华侨的机构”等指示。2月29日,新中国首次租派的接侨商船“美上美”号、“大宝康”号、“福安”号、“海皇”号满载着在印尼遭受的2100多名归国华侨回到中国。 然而撤侨过程并不顺利,比如:1960年4月27日,经过中国印尼当局协商妥当前往印尼石叻班让接运700名华侨的“大宝康”轮便遭到地方政府武装扣押。同日,驻马辰的中国领事江燕遭到软禁,该处的归国华侨也受到了武力威胁。直到28日晚,江燕才得以带领华侨们离开。

  到1960年秋,中国政府共接回难侨6万余人。并投入一亿多元,在广东、云南、福建、广西扩建和新建国营华侨农场,集中大量安置归侨,回国的华侨学生和具有培养条件的社会青年,分送各学校学习。一些年老无亲人依靠的归侨,则安置在归国华侨养老院。

  为更好更安全地接运难侨回国。1960年,在进行租船撤侨的同时,国务院同意侨委会从接侨费用中抽出资金,购买两艘旧客轮用于撤侨。一艘挪威船舶“西卡加”轮定名为“新华”轮,一艘希腊船舶“斯拉贝”轮定名为“光华”轮。在此基础上,1961年4月27日,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在北京成立,同日,中远广州分公司成立,与远洋局驻广州办事处合并办公,从此新中国自有远洋船队登上历史舞台,并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扮演着新中国历次海外撤侨的主要力量。中远成立后的第二天,光华轮即从黄埔起航前往印尼接侨。 广州黄埔港举行了盛大的“光华”轮首航仪式。交通部部长王首道、广东省省长陈郁、副省长林锵云、南海舰队副司令员曾生、广州市市长朱光以及知名人士红线多人参加了开航典礼。

  “光华”轮意寓取“光我中华”,作为第一条挂五星红旗的远洋船舶,光华轮的首航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中央作出了“确保安全,万无一失”的方针,要求除保证船况良好外,针对当时复杂的海上局势,为避免军舰扰袭,“光华”轮携带了轻机枪等自卫武器,还有一批海军战士着便衣作为船员执行保护任务。此外,南海舰队也对“光华”轮也采取了特殊的护航保护,人民海军军舰在“光华”轮途经区域活动待命。

  1961年5月3日,“光华”轮经过六天航行,抵达印尼雅加达,在印尼军警宪特的武装监视下将577名难侨带回了中国。 “光华”轮的首航实现了新中国远航的第一次。1963年,陈毅元帅视察新“光华”轮并赋诗一首: “中国海轮,第一次,乘风破浪。所到处,人民欢喜,吾邦新创。海运百年无我份,而今奋起多兴旺;待明朝舰艇万千艘,更雄放。”

  此后,“光华”轮继续活跃在新中国撤侨战线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印度政府制造一系列恶劣排华事件。1963年4月,“光华”轮、“新华”轮首航印度马德拉接侨,于当年4月27日、6月7日、8月12日,分三批接回难侨2398名。

  1965年,印尼右翼发动军事,掀起又一规模的。中国再次启用“光华”轮撤侨。由于本次撤侨极度危险,中央要求“光华”轮船员准备进行武力反击,中国海军派出81人随行,中侨委、外交部、、卫生部等机构也派人随船支援。同时,南海舰队派出第一护卫舰大队旗舰“南宁”号率领海军编队前往和协助撤侨。1966年9月到11月,1967年1月到5月期间, “光华”轮分四次赴印尼接侨,共接回侨名民4252人。

  “光华”轮在中远营运15年,13次到印尼接侨,3次到印度接侨,此外还承担过运送我国援外技术人员到北也门、运送中、朝、越三国运动员参加在雅加达举行的新兴力量运动会、援建坦赞铁路、军运、外贸等重要任务,直到1975年以45岁的“高龄”退役,是名副其实的新中国远洋第一船。

  上个世纪70年代末,越南政府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排华,居住在越南的华侨纷纷到我驻越领事馆申请回国。我国政府于1978年5月27日发表了派船接回旅居越南华侨声明,同年6月15日,“明华”、“长力”两轮从广州黄埔起锚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和海防市接侨,时任会副委员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到码头送行并发表讲话指出:“中国政府为了保护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决定派船去越南接运受难的中国侨民回国,这不仅完全符合国际惯例,也是中国政府行使保护侨民利益的合法权利。”6 月24日,中国驻越使馆照会越南外交部指出:“海防港和胡志明港是越南对外开放的商港,这两个城市又是旅越华侨聚居的地方。”“中国船只到上述两个港口接运难侨是合乎常理和实际情况。”“中国希望越南方面不要在船只停泊港口问题横生枝节,继续对中国方面派船接运难侨制造障碍。”“中国方面认为,每批船只停泊港口的时间,应根据当地当时接侨工作的实际需要来考虑,而不应事先作出苛刻的硬性规定”。

  从1978 年6 月13 日至7 月27 日,中国驻越大使馆同越南外交部共举行了19 次会议,由于越南方面根本不承认在越南有大量华侨,更不承认有中国难侨,两艘接侨商船根本无法进入越南港口,在台风巨浪和越南军舰的监视中停留在公海上近一个月之久,返航。

  1978年底,因越南发动对柬埔寨武装侵略,中国大批援柬工作人员撤往泰国。1979年1月,中远“明华”、“湘江”、“梁湖”三条船舶再次受命起航,冒险前往泰国梭桃邑港接回我国援柬工作人员1156名。这也是新中国有记载的第一次领事保护行动。

  1986年1月13日,南也门政府发生内乱,由此引发亚丁地区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包括中国大使馆在内的使馆区,中国各经援、承包组所在的赫尔·木克赛小区以及阿比扬省中国医疗队所在地都是冲突双方激烈争夺的战区。接到上级指示,中远“潍河”轮、“石景山”轮紧急改变航线赶赴南也门海德拉毛省木卡拉港撤回部分被困的中国专家和工程人员。

  当时,海德拉毛战况不明,“石景山”轮携中方撤侨工作人员一行由吉布提出发,尚未到达,为争取宝贵的时间,先行到达木卡拉锚地的“潍河”轮悬挂自制的红十字会旗,一边摸索前进,一边通过高频用英文与港方联系:“我是中国的一艘商船,我们接到中国政府的命令,前来接中国专家,请回答。”港口方没有应答。直到离木卡拉港约五海里时,港口方才给出应答:要求“潍河”轮退回到离港口十五海里处。为争取时间,“潍河”轮通过代理与港方反复交涉,同时通过代理联系上了中国援也公路专家组。直到24日早晨6时,港方才同意“潍河”和之后到达的“石景山”进港。此时,木卡拉港虽然还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战时气氛浓郁,码头上戒备森严,不准船员下地。而通过中国援也公路专家组反映,已有一名我国专家在战乱中不幸死亡。时间就是生命!经过“潍河”轮反复争取,当晚9时半港口当局终于同意中方商船放救生艇接人。在两条商船争取进港的同时,在中国公路专家组的帮助下,分布在海德拉毛各地的中国医疗队、农田组和打井队以及远在阿比扬省的中国医疗队在一天之内集结完毕。1月26日两条商船载着中国292名援也专家、医务人员和工人安全撤往吉布提。就在商船开航后,木卡拉港即遭到飞机轰炸,陷入一片火海,死神与大家擦肩而过。

  从1月25到28日,国内先后派出二架波音747、一架波音707专机到吉布提,将我除南也门大使馆留守人员以外的800余名撤离人员接运国内,开创了新中国同时派国轮、民航联合撤离海外公民的先河。

  1991年1月3日至11日,索马里发生。由地中海装货返航的中远“永门”轮奉命两次奔赴战火纷飞的索马里,先后靠泊摩加迪沙、基斯马尤两港,在港口设施已经瘫痪的情况下,冒着横飞的炮火,奋战七个昼夜,用救生艇、拖轮、重金租用的渔船抢出中国驻索援外人员244名,安全转移到肯尼亚蒙巴萨港,本次撤侨行动人无伤亡,行李未丢一件,为“永门”轮赢得了“祖国骄傲之子”的美誉。此后,1994年,也门内战全面爆发,中国再次启动船舶、包机联合撤侨,共撤出中国同胞821人,外国人员217人。

  1997年6月,远在非洲的刚果发生内乱,我国援助刚果医疗队及该国布达旺电站国内工作专家16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正在刚果黑角港卸货的中远“富清山”轮奉命接侨,经过4天颠簸将16名专家撤到纳米比亚鲸港。

  2000年6月12日清晨,中远 “阳江河”轮正航行在南太平洋上,航向是从新西兰驶向日本。6时5分,突然收到中远集团指令,要求“阳江河”轮立即转向,全速前往550海里外的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港执行撤侨任务。

  所罗门群岛拥有30万人口,因为长期的部族冲突导致军事。6月5日,部队包围首都、扣押总理、关闭机场并切断岛国与外界的通讯联系,内战一触即发。当地不法分子乘机抢劫、勒索华人、华侨和中资企业的财产,300多华人、华侨人身安全危在旦夕。中国政府获悉情况后,紧急调动当时距离霍尼亚拉最近的“阳江河”轮奉命前往接救侨民。从外交部下达接侨令到船舶转向投入救援,仅仅用了3分钟。

  6月13日当地时间16时25分,“阳江河”轮克服了无相关海图、航线不熟等困难,驶抵所罗门群岛霍尼亚拉港,打出“祖国欢迎你们,阳江河轮欢迎你们”的大字。当地时间晚18时,117名侨胞全部登船。117名侨胞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最大的66岁,最小仅10天,由于恐慌和烈日暴晒,许多人一上船就瘫倒在甲板上,靠船员背着、抱着才能进入船舱。

  但是,困难远远不止这些。由于“阳江河”号是一条货轮,舱容、物资储备都十分有限,船上一下子多了一百多名侨民,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一是住宿问题,船员们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外加会议室才解决了侨民住的问题。二是吃喝问题。船舶25人的伙食储备要解决117张口。尽管如此,船上还是尽可能提供良好的伙食,并将伙食标准从3菜一汤提升到了4菜一汤。15日23时45分,“阳江河”轮经历了52小时航行,冒险靠上了航道狭窄、暗礁密布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码头。18日,中国政府提供的包机将116名侨胞接回祖国。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从新中国初期依靠租用外轮接送侨民,到以撤侨为目的发展自己的远洋船队;从单纯依靠商船接送,到民航二程运输的海空联运模式。时间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海外撤侨行动不再是凄风苦雨、艰难险阻的历程,在新世纪头十几年所发生的所罗门(2006年)、东帝汶(2006年)、汤加(2006年)、吉尔吉斯斯坦(2010年)、埃及(2011年)等国的撤侨行动中,中国政府均采取了包机撤侨的形式。到了2011年2月,在利比亚发生的被誉为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撤侨行动中,中国政府已经可以动用海、陆、空、军在内的全部资源,协调外国船舶、港口,开展一次全天候全方位的救援。2015年3月29日,也门亚丁港,中国战舰首次直接挂靠外国港口撤侨……大国的从容与自信彰显无遗。 再回头看在撤侨中诞生,靠两条二手外轮起家的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如今已经成为了拥有1114艘船舶、8532万载重吨,排名世界第一的船队。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翻完这60年的撤侨史,前半段浸淫着民族的苦难,后半段书写的是同胞的荣光。时代在变,国力在变,不变的是一个政权曾经向他的人民许下的承诺。

  有的时候我想,我们这一代人何其有幸,能够见证一个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成长,这是我们历尽苦难的祖辈和一出生就衣食无忧的儿孙所不曾体会过的。我有时又会害怕,害怕终有一天,我们的国家会强大到让他的子民无法理解这个国度曾经受过的屈辱,所以我想我有义务将这些历史用文字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会,大国成长背后的伤痕与血泪;让更多的人铭记岁月静好的背后那只为你负重前行的兔子。

  从理论上来讲,尚贤制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当然,这种制度生来就是为了挑选拥有高超能力和美德的领袖。谁愿意被无能和的领袖管理呢?但是好的想法如果在一个由不完美的人组成的世界里被实践的话,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些拥有不同价值观和利益追求的人在激烈争夺稀缺的资源。似乎是个好主意——让我们跨越竞争性的、充斥着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物质丰富、人人平等的世界——但它造成了导致数千人死亡的饥荒。“”似乎也是个好主意——全民参与的、没有任何等级差别的、自下而上的——但它导致了长达 10 年的浩劫。所以问题在于是否可能在不出差错的情况下实行尚贤制。

  选举或许不能保证有高超的能力,但是至少选民能够在发现他们做出错误的选择之后把这些赶下台。如果没有设计出强大的反制措施来防止统治者做坏事,限制而支持旨在选拔为了民众利益管理国家的、拥有高超能力的领袖的制度,其风险似乎过大了。

  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许是有关西方理论的书籍中被阅读得最为广泛的一本,但是他主张哲学家国王统治的论证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当今很少有人会阅读此书并从中寻找选拔领袖的灵感。或许最怪异的论点是,一个公正的政权必须要求废除私人财产和家庭,以便让“监护人”阶级确保统治者服务于共同体的利益,而不是自私的、个人的利益。在有关《理想国》的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中,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猜测,柏拉图的观点“是喜剧诗人最荒谬的幻想,他提出这种建议只是为了嘲讽他们”。通过论证乌托邦式的尚贤制的不可能性,柏拉图(在布鲁姆看来)试图为进行微妙的辩护,因为它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次佳选择。甚至哲学家也能从中受益:他们或许没有权力或者很高的社会地位,但是至少他们有言论自由,这可以让他们去追求线世纪影响力最大的论述尚贤制的英语著作是一本滑稽的社会讽刺小说。在 1957 年首次出版、名为“贤能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的书中,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提出,任何将根据功绩(由智商加上勤奋得来)奖励人的做法制度化的尝试都将带来一个美丽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智识精英享有更多的权力与财富,并能自圆其说,认为这个结果是公平的,因为他们比别人更优秀,从而为其权力和成功辩护:“如果有钱有势的人得到普遍文化的鼓励从而相信他们完全配得上所拥有的一切,他们将变得多么傲慢自大,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将多么残酷无情。如果(普通民众)认为自己低人一等,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功绩只配得到比那些少数人更少的世俗财富和世俗权力,他们的自尊将受到破坏,从而变得消极低沉。”杨的书卖了成千上万本,让贤能这个词成为后来几代理论家眼中的贬义词。

  从20世纪60年始,理论家的主要议题是,如何推动人人平等的社会。等级差异或许在现代的复杂社会中是必要的,但是西方世界的理论家们普遍认为,我们应该将所有等级差异都视为在道德上有问题的东西,因此绝对不可能尝试在体制中将等级差异制度化。

  更具体地说,杨的著作指出了进行尚贤制尝试可能会涉及的三大问题:(1)基于高超能力选拔出来的领袖可能滥用权力;(2)等级体系可能固化,破坏社会流动性;(3)很难向权力结构之外的人论证该制度的合法性。我将讨论在庞大的、和平的、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并且旨在将尚贤制度化的国家所存在的这些问题。我将以当代中国为背景,我假设选举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具有现实可能性;因此,我将探讨是否有可能在不实行选举的情况下,纠正尚贤制中存在的问题。

  任何尚贤制面临的最明显的问题都是选贤任能选拔出来的官员可能滥用权力。如果统治者不是由民众选出来的,如果民众不能更换统治者(除非采用暴力反抗的极端手段),那么,什么才能阻止统治者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共同体的利益服务呢?

  无论我们想出何种论点反对选举,它都是一种很好地制衡统治者权力的手段,因为可能在选举时被赶下台。因此,在中国出现广泛的权力滥用现象并不令人吃惊。或许最严重的问题是官员——以权谋私。的总体程度在过去30年已经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而本身在过去几年因为社交媒体的曝光和精英的炫耀性消费已经变成了看得见的问题。习主席一上台,就认识到威胁到了整个体制的稳定性,因此将反作为政府的头等大事。显然,不仅破坏了党执政的合法性,而且破坏了建设由具有公共服务精神的统治者组成的尚贤制度的整个目标。在没有终极制衡手段即竞争性选举的前提下,尚贤制可能控制官员吗?

  事实上,选举不一定是遏制的利器。按照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的报告,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国家被认为比中国更加;在印度尼西亚,似乎在化之后变得更加严重。在中国地区,权威的领袖蒋经国让世界历史上最的体制变得清廉了,但是在李治下的化之后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

  真正能够控制的是经济发展程度。富裕的国家,包括像新加坡、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没有通过充分的、自由的、公正的选举选拔国家的国家,也往往存在更少的现象。在《中国现代化》(China Modernizes)一书中,裴文睿(Randall Peerenboom)认为,东亚地区的政府治理水平,包括控制程度在内,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有所改善。在中国国内,像上海等更富裕的地区往往比内地贫困地区的程度低一些。其他因素的确会影响的程度——一项研究发现,反腐力度更大的省份、更高受教育程度、英美教会大学的历史影响、更高的开放程度、更多接触媒体的机会和政府工作人员更高的工资水平以及立法机构中妇女代表人数的增加都可能意味着更少的现象——但是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是反对的最佳防波堤。为什么不等几十年(假设乐观的经济增长比例)后中国变成一个富裕国家时再说?换句话说,中国为什么现在如此担心问题呢?毕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工业化过程中,美国的程度也很高,但领袖并不担忧整个体制会遭遇垮塌的威胁。

  中国担忧的主要原因与尚贤制有关。在国家,的合法性源于民选,民众若不满意,可以在下次选举中把糟糕的政府官员赶下台。但是如果下届领袖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民众就要怪罪自己了。社会中的并不意味着体制是不的。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尚贤制国家,这个体制期望被用于选拔具有高尚品德的,这意味着选拔出的领袖应该使用权力为共同体服务,而不是为自己服务。换句话说,程度越高,制度的尚贤性质就越低。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领袖被视为分子,这个政权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因此,中国认为会威胁整个制度的存在就不是没有道理了。

  这种观点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猜测。中国党在与的内战中赢得多数中国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至少部分是因为民众认为它没有那么。从政权生存的观点看,中国的似乎已经达到了与胜利前统治时期相似的程度,这的确令人震惊。过去20多年,大部分中国人的不满都集中在基层干部的问题上,但是和周永康案件显示,已经蔓延到了高层,这会直接威胁到体制的根基。简而言之,尚贤制领导比民选领袖有更多的积极性去清理,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因为政权的生死存亡就取决于官员是否清廉。但问题依然存在,依靠选举之外的手段有可能治理问题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明白中国的根源,这样才能考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的最明显原因是缺乏对政府权力的独立制衡力量;没有法治,怎么能遏制的政府官员的权力呢?虽然这么说,妄言中国官员拥有无限的权力或者是在肆无忌惮地进行是不准确的。汉朝设计了旨在分散、制衡和控制皇帝权力的制度,它塑造了后来皇权时代中国的历史,包括培养儒家学者的独立机构。比如限制官员在家乡当官的回避制度就是要避免地方纽带与追求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政务官职一般不能直接交给下一代,除非他们成功通过科举考试。当然,皇帝仍处于权力的顶峰,但是他并不能不受任何约束地进行统治。谏官被赋予监督各级政府首脑的权力,防止滥权和。他们有时候还将批评的矛头直接对准皇帝本人。科举制也起到了制衡皇帝权力的作用。甚至在象征意义上,可以说,皇帝也并不是第一号人物:考试中提及皇帝的语句必须使用比正常文本大两倍的字,但皇帝的父母和祖先被认为更加重要,用来指代他们的字必须比正常文本大三倍。天子少时,要接受儒家美德的教育,朝廷史官会监督皇帝的一言一行。吕公着在1085年给宋神宗的上奏中写道:“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将为万代讥笑!故当夙兴夜寐,以自修为念。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虽小善不可不行,在小恶不可不去。”当代理论家认为,可以修改这种儒家监督机制以适应当今体制中的政府结构,虽然不至于让统治者成为道德高尚的楷模,但至少能避免他们滥用权力。

  但是,应该认识到的是,皇权时代的中国皇帝并没有正式的分权限制。因此,皇帝可能会而且有时候也的确会忽略非正式的约束和规范,如果这样做符合其利益的话。正像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对于那些任性的、不称职的君主而言,他们被赋予的庞大权力常常会破坏行政系统的效率。女皇武则天罢黜官僚系统中的官员,往里面塞进不称职的支持者;明太祖皇帝废除宰相,使继位者处于尴尬的境地,皇帝完全忽视官僚系统,从而使政府分崩离析。中国人认为这是‘坏皇帝’的问题。”福山补充说,“当今中国的情况并没有多大差别”,但中国现有的体系已经开始采取措施解决“坏皇帝”的问题。集体领导原则、任期限制、公海赌船710手机版引入强制退休年龄等都防止会像从前的皇帝那样干扰体制的正常运转。尤锐解释说:“这些安全措施或许排除了高层官员在身体或心智衰退后仍然掌权。现在的高层领导都是经过了招聘、培训和社会化的漫长选拔过程才登上顶峰的,这让他们比从前的大部分能更好地适应管理国家的任务。”

  虽然如此,基本问题并没有改变:没有独立的法律和机构拥有正式的权力制衡和调查集体领导层的权力。当倡导反腐和透明的博客作家和积极分子被关进监狱时,很难否认该政权关心的是统治者自身的利益而非民众的利益。单个“坏皇帝”的问题或许已经解决,但是,如何避免在制度顶端产生“坏皇帝”的问题依然存在。今天,没有谏官、皇家史官或者儒家教育家给统治者施加压力去做正确之事。

  在当今中国,中国党已经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反对。中国的管理系统中有两个平行的系统——一套党的系统,一套国家系统——在整个体系的 5 个层级运行(中央、省、市、县、乡镇)。国家系统有三个不同的分支——行政、司法和议会(和政协),它们理应相互制衡。中国党统一领导各级政府,同时监督国家权力的实施,以防滥用。在任何一级,委员会都与国家系统的相应机构平行设置。在实际运作中,党做出重大战略和人事决策。负责决策制定的官员(尤其是高层)通常都是党员。因此,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制衡拥有最大权力的党员干部的滥权。中央委员会(以下简称)是反对党员和渎职的最重要机构,但光靠是不够的。最近一些年,的态度一直很坚定,仅2011年就进行了137859个案件的正式调查,对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进行纪律处分和司法处理,这是1989年以前案件数量的将近4倍。现在,人们认识到党的程度越来越严重。机制已经经过调整,他们有独立的权力调查地方官员的滥权,反工作的职权分配也更加明晰。但是,如果控制后的仍会威胁政权的生存,我们该怎么办?制度需要更具实质性的变化。

  但是,如果没有一人一票选举国家领袖的全面化,制度能产生变化吗?事实上,当今社会的经验显示,即使没有能让对民众负责的选举,也有若干方法能够遏制势头。中国香港依靠强大和独立的廉政公署、法治和相对自由的媒体;新加坡依靠高薪和独立的反腐机构确保了政府的廉洁。就问题而言,国家也依靠全面的监督机制监督民选领袖的权力的行使,如“廉政委员会、司法能动(judicial activism)、地方法院、工作场所特别法庭、共识会议、少数派议会、公共利益诉讼、公民陪审团、公民大会、独立的公众调查、智库、专家报告、参与式预算、监视警戒、博客和其他新兴社交媒体审查模式等。”

  显然,中国有必要从这些实践和机构中汲取经验。利用社交媒体曝光官员渎职的独立反腐斗士的出现是个令人鼓舞的现象,但是揭发者也面临着遭到打击报复的严重威胁。包括财政透明在内的预算改革也有助于反腐,尽管它还有改进的空间。另外一个鼓舞人心的迹象是,中国的不同省市也越发愿意参与到建立反腐机制的实验之中:比如,广东省一些地方政府启动实验项目,强制公示官员的个人财产。但是,这些措施遭到了实质性的抗拒,而且它们也没能涉及官员家人利用关系以半合法的方式积累的财富。影响最为深远的措施可能是,建立类似于香港廉政公署的覆盖全国的独立反腐机构。

  建立国家层次的高效反腐机构更加困难(因为在庞大的、多样的国家之中监督官员更加困难),但是,政府能够尝试在基层建立独立反腐机构。解决地方层级,尤其是防止在基层和贫困地区更加盛行的买官卖官现象的更激进的办法,就是像万历皇帝做过的那样,根据抓阄决定官职的任命。至少,选拔官员的过程应该更加透明。所有这些措施将帮助遏制和化解民怨,这些都可以在没有选举中国的情况下实施。

  的第二个原因与经济发展程度和市场经济转型期有关。一方面,私有化产生了寻租:在公私混合性经济体中,官员有权力批准或者否决征地和建设工程的申请。另一方面,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也同样会产生寻租机会:国有企业竭力维持其垄断权力,动用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来推动自己的议程,存在意见分歧而且常常相互扯皮的政府各部门则过于热衷地满足国有企业的种种要求。而且,国有企业的封闭性破坏了经济领域的优胜劣汰原则,正如郑永年所说:“从上到下的国有企业管理层都充斥着官员的亲属和朋友。一个普通人无论能力多么出众超群,都很难打入国有企业的关系网中。”

  那么,该怎么办呢?政府已经通过强化选贤任能的公务员系统、改善预算和审计制度、财政去中心化、加强对地方政府活动的监督以及在反腐规定和执行方面取得的进步等,成功地减少了监管过程中的案件数量(贪污和挪用)。与此同时,中国的问题已经完成了从行政管理问题向公私交往问题的转变,涉及公共部门和部门的行贿受贿案件数量迅猛增长。显然,有必要减少公私双方的相互依赖,在两者之间划定更加清晰的界限。

  皇权时代的中国或许能提供一些教训:唐朝法律限制商人和手艺人与官员的社会交往,禁止高层官员进入都城市场,禁止商人和手艺人参加科举考试,担任公职。这些严厉的措施或许很难在如今实施,但是,对官员和私人老板之间的社会交往进行一些限制肯定是有帮助作用的:比如,张鹭建议,中国可以学习韩国在2001年通过的反腐法律,禁止官员和商界人士一起打高尔夫。在中国,这些措施还可以扩展到有可能导致发生的其他社交场合,如卡拉OK 歌厅。

  最重要的是,提升商业和市场中的竞争性的政策有助于减少。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行动真的能跟上口头承诺,现象将得到实质性的大幅减少。而且,“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公私合作,比如在设计和实施反腐政策时,让非政府组织和私有机构参与就可能会在遏制贿赂方面很有帮助”。最后,可以将有些看似的做法合法化。在美国,商业利益能够通过选举献金和游说等方式合法地影响民选官员。大部分美国人相信这种行为破坏了公共利益,还有一些美国人认为,这破坏了整个宪政体制的价值观。在非制度(如中国)内,将系统性的合法化不能解决合法性问题。虽然如此,将一些涉及数额较低的行为合法化还是有帮助作用的:如韩国政府在2011年通过法律,禁止官员接受价值超过人民币180元的礼物,因而确定了界定贿赂的标准。送给公共官员这样的小礼物,在中国背景下不会被视为道德败坏,尤其是在被合法化之后。最后,在严格划定公私界限的前提下,可以考虑赦免所有的官员,有条件地允许他们重新做人。而所有这些措施都不需要一人一票的形式。

  的第三个原因是官员的工资太低。有研究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同级别高级官员的工资明显偏低。

  为什么政府官员常常对低工资感到不满呢?在年代,当领袖及其追随者完全投身于理想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持续太久,如果物质利益不足以满足官员及其家人的基本需要,就不可避免。随着经济的发展,可能变得更加严重,尤其是市场改革带来了私有财产,并在公共服务与私人财产之间产生了巨大差距。体制中有了更多的钱,公共官员在与私有领域的成功者相比时往往觉得自己比不上他们。而且,生活成本快速增加,可怜的是,照顾需要关照的家人的成本常常是官方工资难以负担的。因此,如果官员的工资仍然很低的话,当官员有动机以权谋私(个人或家人的利益)时,惩罚少数官员就不大可能起到多大帮助作用。低工资和高率之间的关系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很熟悉的现象:明朝时,官员的工资最低,反腐也最严厉,但程度依然最高。

  然而,解决办法是很明显的,宋朝的王安石(1021—1086)提出过此类解决办法:“方今制禄,大抵皆薄……人之情所愿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

  这些年,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发展,政府发现吸引和留住部长和高级公职人员在政府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开始探索和实施缩小领域和公共部门薪水差距的各种政策。1994年,新加坡政府决定参照部门高管的薪金水平确定部长及高级公务员的薪金水平。这个标准在2007年得到修改,将部长和常务的薪水限定在六大专业领域前8位高收入者平均薪水的2/3。按照政府的说法,经济全球化造就了单一的世界范围内的人才市场,政府奖学金的获得者都是全球顶尖公司如麦肯锡公司和高盛集团等迫切搜罗的对象。薪水改革后,部长和常务的起薪从120万美元提高到160万美元,而总理的薪水从250万美元提高到310 万美元。在公共服务委员会工作的、业绩突出的32岁公务员的年收入可以达到36.1万美元。

  参照部门高管的薪金水平确定政府官员薪金水平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正如波士顿咨询公司所说:“它确保了有才华的政府官员不会因为选择在公共服务部门工作而遭受经济利益损失,减弱了参与的。”当然,政府也很清楚,这种政策在上是非常敏感的,在“纯粹的”选举国家可能没有可行性,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存在着批判性的媒体以及被选民赶下台的可能性。在2000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当时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说:“许多西方领袖私下里告诉我,他们羡慕我们部长的薪水制。但他们也说如果试图在自己的国家实行这种制度,他们将被赶下台。”

  虽然政府坚定地为这种政策和不那么的机构辩护,以市场为基础的薪水体系在新加坡仍然具有高度争议,尤其是在贫富差距急剧增大,以及人人机会平等逐渐被新加坡弱势群体看作根本不能实现的神话之后(更不要提李光耀家族的若干成员在经济和权力部门担任要职的事实)。在2011 年的大选中,这个政策成为主要议题(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网站上),执政党“仅仅”赢得了60%的选票,失掉了6个议会席位。作为回应,政府宣布削减部长40%的薪水,奖金不仅将与经济业绩联系起来,而且也与最贫穷的新加坡人的经济状况联系起来。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也承认,家至少部分被“服务和牺牲精神”驱动,而不仅仅是自私的物质利益。但是,即便在薪水削减之后,新加坡部长的工资仍然是全世界最高的。

  就中国而言,很明显,需要大幅度提员的薪水以便减少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将官员的工资与市场水平挂钩。为了进一步打击偏袒或滥权的,大部分的劳动报酬应该是以现金而不是以津贴或者福利的方式支付(在新加坡,除了最低限度的健康津贴之外,所有的劳动报酬都是以现金支付的)。与新加坡相比,中国还不富裕,不可能提供像新加坡那样高的薪水。而且,中国的人才库庞大,不需要像新加坡那样过分担心人才流失到私有领域。中国还有为公众服务的悠久传统以及根深蒂固的民族身份认同意识,为共同体服务的道德情怀在激励官员方面也应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薪水需要增加,但不必增加到新加坡那样的水平。

  无论如何,金钱不足以遏制。这让我们看到中国的第4个原因:缺乏道德约束。严酷的法家和功利主义思想家对这种想法不屑一顾,正如一位当代哲学家所说:“法律和强制的伦理规范能够比任何普通的道德规范都更容易也更有说服力地管理行为。”只要奖惩分明,官员就会做正确之事。但是,依靠外部因素确保官员总是尽职尽责是困难而且昂贵的。法律不能对在所有场合的道德行为是什么做出具体规定,所以某些不那么尽职尽责的官员就可能在不直接或明显地违背法律的字面意思的基础上牺牲公共利益为自身利益服务。

  即便法律是清晰的,执行起来也并不一定容易。目前还没有办法在任何时候以及任何地方监督一个人:在没有人监督的时候,只有内心的自我监督能够限制不良行为。儒家经典《中庸》强调判断一个人是否为君子,最重要的是看他或她在私下里做的事。换句话说,也需要自我监督。甚至以怀疑权力闻名的美国文化的分析家也认识到,滥用公共信任的终极约束必须来自内心:“约束总统不逾矩的制衡因素主要是内心而非外在因素。他的良心和教养,他的历史意识以及对于后人认可的渴望,他审时度势、避免功亏一篑的意识——所有这些都会阻止他做出可能毁掉总统声望和权力的行为。”最终来说,中国的只能在它被视为可耻之事,清廉被视为官员的最高荣誉的情况下才能被大幅度地控制。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liah)说,荣誉感“促使人们行为规范,无论是否有人监督,因为有荣誉感的人关心的是要配得上别人的尊重,而不仅仅是被人尊重”。缠足虽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在一个世纪前就被迅速地废除了,因为这种行为被涉事者甚至整个国家视为可耻之事,它使整个国家蒙羞。若被视为类似的可耻之事,将会怎样呢?

  中国党人是主义者,党员干部应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正如习主席所说:“党的干部必须坚定主义远大理想、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持原则、认真负责,敬畏权力、慎用权力,保持拒腐蚀、永不沾的本色……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而需要终生努力……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作为激励人的意识形态作用已经减弱,相比之下,为官员道德行为提供指南的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倒不如说是儒家。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复兴儒家传统作为官员道德教育的主要来源呢?一些有影响力的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都在呼吁采取这些措施。事实上,习主席在论述党员道德培养和标准的演讲中引用了儒家价值观,也指明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可以一起帮助填补导致泛滥的道德真空。儒家文化的发祥地曲阜正在开展教育实验项目,在公立学校强调儒家经典的学习。而且党校也常常给官员讲授儒家经典。

  滥用权力的方式有很多,但我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问题上,这是因为它是中国制度面临的最严重威胁,无论是政府、民众,还是学者都这样认为。在国家,不会威胁整个制度,然而对尚贤制来说,那可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好消息是,对尚贤制政府来说,并不需要通过一人一票选举就能遏制的方法有很多:确立独立的权力制衡、减少公私领域之间的相互依赖、提员的薪水、实行更加系统的儒家道德教育工程,所有这些都能帮助消除。现在让我们转向尝试实现尚贤制的第二个关键挑战。

  按照尚贤理想,一种制度应该旨在选拔拥有高超能力和美德的领袖。在战国时期,人才的市场基本上是国际性的。士人们从一国跑到另一个国,希望说服明君,被选为谋士或宰相。正如孟子所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也。”而且,制度应该旨在挑选最优秀的人,不看他的阶级背景。荀子说:“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在同一时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柏拉图将尚贤原则延伸到另外两个群体。第一,最高首脑也应该根据贤能选拔(荀子没有把尚贤原则推广到国家统治者的任选)。第二,女性也应该有机会成为君主。简而言之,尚贤理想意味着人人都有平等机会成为官员,无论其社会背景如何,这个制度应该旨在在所有竞争者中选拔最有才能和美德的人。

  尚贤制的早期辩护者思想很超前。但是今天,尚贤制仍然认为制度应该从尽可能宽泛的人才库中选拔人才(除了将高等官职留给公民去选择)。考虑到社会中人才的广泛分布,人们可能期待像中国和新加坡这样尚贤制国家的领袖应该拥有多样化的社会背景。但是,实际上,等级体系中官员的社会背景越来越单一。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即选拔过程或许漏掉了其他领域的人才;尚贤制并不如理想中那么好。但是,将领袖局限在狭隘的社会圈子内将导致更加严重的问题,甚至威胁整个制度的可行性。

  首先,精英轻视社会背景和运气在他们的成功中起到的作用,很容易相信自己天生的优越性,以至于瞧不起在所谓的争夺高位的公平竞争中失败的人。对此,新加坡的一个案例很好地说明了问题。曾任建屋发展局兼中央公积金局主席的严崇涛曾经注意到:“新加坡的精英团体中不知不觉出现了一种特有的傲慢。某些公务员的行为似乎表明他们有无尚的授权。我们觉得自己就是小李光耀。”聪明的政府奖学金获得者逐渐觉得,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理所当然,因而常常产生一种蔑视普通人的态度。一个引起轩然大波的案例是,名牌初级学院(新加坡的高中)的文科奖学金获得者在 2006 年写的博客中批评一名曾对外国人的竞争以及年长工人缺乏工作机会表示过担忧的年轻管理者。“我们的国家由聪明能干者主导,其他阶级都是补充……如果你不够优秀,生活会给你颜色瞧瞧。人生就是这样子……拜托,从我这个不屑理你的精英面前滚开。”这篇博客公开之后,马上引起了公众的口诛笔伐。该博客作者的父亲(一名国会议员)不得不出面代表女儿发言:“如果忽略语言中表达的冷漠,她的基本观点是有道理的,即为跨国公司工作的、受到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不应该向政府哭诉,而应该迎接人生的挑战,不管怎样,我已经教导她要从中吸取教训。有些人无法接受残酷的和那样的语言。”但针对这位父亲的采访发表后引起了更广泛的不满,因为他暗示他继续相信“残酷的”。在民众心里,贤能已经成为那种一心赢得胜利以及将赢家利益最大化,同时限制、弱化弱势群体的竞争机会的精英主义的代名词。

  在于 1957 年出版的讽刺贤能的著作中(故事背景设定在 2033 年),作者迈克尔·杨预测,尚贤制选拔出来的领袖将变得傲慢自大和脱离社会:“贤能体制中的某些成员,正像大部分温和的改革者承认的那样,已经陶醉于自己的重要性,以至于丧失了对他们管理的民众的同情,甚至让下层民众感到冒犯和不快。”他还预测了解决办法,“中学和大学要竭力灌输一种更加适当的谦卑意识”。面对民众的支持率不断下降,新加坡领袖已经重新将其执政的意识形态描述为“仁慈的贤能”。与李光耀不那么谦卑的话语相反,他的儿子李显龙强调,领袖必须“谦逊地为人民服务。让我们做正确的事,把事情做好,但永远不要自以为是和傲慢。谦逊也意味着政府并不是对所有问题都有答案”。简而言之,政府应该谦逊和同情民众,而不是瞧不起民众。但是,光同情就够了吗?

  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是在1945年由戴高乐创办的,初衷就是要实现尚贤制。该学院的目标是挑选全国范围内的思想精英,不管其社会背景如何,都培养他们为民众服务。想要获得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录取需要通过世界上最严格和最折磨人的考试。考生需要参加5场笔试(内容包括公共法、经济学、公共知识、有关欧洲法律和政策或社会法与政策的文件概述以及由考生从数学到语言等各科中任选的一门学科);成绩优异的考生将继续参加5场口试(内容涉及公共金融、国际、欧洲或社会议题、外语,最后一场是时长45分钟的面向公众的口试,公众可以提出任何问题,包括个人问题),以及一项检验身体素质的考试。每年选拔的人数不足100人。在经过了长达两年的竞争超级激烈的教育和培训后,毕业生会根据学业成绩排定名次。他们通常会被保送到公务员系统,排名进入前15名的人几乎都会选择进入三大行政机关:最高行政法院、财政总监察局和审计法院。原因很简单:这些机构是行政、商业和领域令人艳羡的职业平台。

  与英国和加拿大的议会制体系不同,法国公务员系统和领袖之间的界限是流动性的:当选或者被任命担任职务的公务员无须辞去在公务员体系中的职位;而如果他们没有重新当选或者被任命新职务,可以要求回到公务员队伍中。因此,若干著名人物都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如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雅克·希拉克、弗朗索瓦·奥朗德)和总理(洛朗·法比尤斯、米歇尔·罗卡尔、爱德华·巴拉迪尔、阿兰·朱佩、利昂内尔·若斯潘、多米尼克·德维尔潘)等。典型的情况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历届内阁中1/3到一半的人(除了萨科奇政府之外)都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虽然这么说,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校友中只有3%的人进入政界,80%的校友在公务员系统工作,剩下的人则进入领域。

  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教育旨在培养能够胜任行政管理、和企业工作的通才。他们应该擅长解决问题,无须担忧引发媒体的关注。在校期间,他们学习了诸如公平对待所有公民、忠诚于政府、符合道德要求地使用公共资金等价值观。他们应该是有能力处理异常复杂的管理问题的技术型官员,同时并没有忘记那些政策是要应用在有血有肉的人身上。总之,一个完美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应该既是个懂技术的官员,又具有人文情怀。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成功在于,其毕业生常在权力部门担任职务,并从为民服务中获得自尊心的满足。

  不幸的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的公共形象并不那么正面。他们越来越多地被看作傲慢自大、脱离民众,更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民众服务。现实情况是,越来越多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出身于特权家庭。在2011年的毕业生中,50%的人的父亲或母亲在国民教育领域工作,而全部81名毕业生中只有3人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一开始,法国国家学院的毕业生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包括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前总统希拉克)。但是,后来出身贫寒的人就越来越难挤进该学院了:竭力保持自身特权利益的富人和白人精英会为自己的孩子提供通过考试所需要的社交技能、经济支持和文化知识。为准备考试,考生会在预科学校经过额外两年的深入学习。结果就是毕业生的相对同质化,而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现任院长伯纳德·波考特(Bernard Boucault)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对于国家管理意味着什么:“为了清楚了解社会的需要,行政机构的人员必须来自整个社会的不同领域。我认识到,这是一个会引起争议的观点,但无论一个人思想多么开放、才华多么横溢,总有一些东西是只能从个人亲身经历中才能获得的。”

  一个基本的问题是,表达对民众同情的谦卑话语无论多么真诚,都不足以驱使决策者站在民众的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立场上制定政策。也就是说,代表民众利益制定政策不仅取决于同情,而且取决于社会背景。决策的制定,尤其是政府高层的决策制定涉及不同利益间的权衡和取舍,家在面对竞争性的考虑时,很有可能为与他来自同样背景的民众群体争取利益。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有些人能够超越自己的阶级背景,甚至卡尔·马克思都不否认存在资本家(比如恩格斯)会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可能性,但让整个社会群体都这样“背叛”自己的阶层是不大可能的。如果精英团体是由来自某个特定社会背景的人组成,即便他们会做出特别的努力帮助其他社会背景的人,统治者或许仍会缺乏执行有利于其他族群的政策所需要的知识。即使由杰出的顾问提供详尽的介绍,出生于富裕和特权家庭的领袖仍将缺乏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从亲身体验中获得的知识。因此,精英由越来越狭隘的富裕特权家庭子弟组成的事实是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无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等话语说得多么动人,这样的领袖常常缺乏足够的动机和知识去为这些人争取利益。简而言之,领袖的社会背景越多样,政策制定的质量就越高。

  那么,怎么办呢?在国家,问题并不是很难解决,至少在表面上如此。比如,在法国,民众不会投票支持被认为是特权精英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因为他们既没有动机也没有知识为民众的利益服务。尼古拉·萨科奇当选总统的至少部分原因是,他被视为是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精英不同的人。人们渴望看起来更像他们自己的领袖,希望他们拥有高情商而不是单纯的高智商。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极右翼国线玛琳·勒庞(Marine Le Pen)在选区选举中利用充满敌意的民粹主义发言打败了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让–弗朗索瓦·科佣(Jean-Francois Cope):“何其蔑视!何其傲慢自大啊!科佣先生,这种傲慢自大将葬送你的前途。法国人民会转身离去。国线的候选人是学生,是失业者。他们也是为家庭辛劳的母亲和工人。这些都是你抛弃的人。当然,他们不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我们更愿意与该校毕业生和高级管理者为伍。啊,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了。”无论人们是否倾向于让极的民粹主义者而不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统治国家,似乎很有可能的情况是,进入政界的该校毕业生将会越来越少。

  在尚贤制中,如何对付相对封闭而且要求维持自身特权利益长存的精英这一问题并没有确切答案。避免统治阶级基本上由来自特权家庭的人组成的唯一方法是,提升精英中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比例。在新加坡,过程存在诸多的限制,政府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大可能失去政权,但执政党已经针对支持度下降做出了反应,如颁行了限制以家庭背景为基础的学校录取以及将获得政府奖学金的机会扩展到非名牌学校,覆盖更加多样化的学生群体等政策,目的是让机会变得更加平等,并最终增加精英中来自非特权阶级的代表比例。2002年,中国党实行了旨在改善党内社会阶级多样性的重大举措:允许企业主入党。(如果马克思得知,肯定会死不瞑目。)这个举措的要点在于党已经认识到企业主能够帮助政策制定满足市场改革的要求。不过,其他社会阶层还没有这样的机会。

  中国党旨在从多样的社会领域中选拔杰出才俊,可它选择的农民和工人越来越少,占总体比例越来越高的是那些受到良好教育的优等生。(近几年,情况已发生了改变。)问题是,那些没有经济来源支付家教或者补习班费用的家庭,很难在竞争超级激烈的大学入学考试中提升成功的概率。因此,在主要为进入领域提供关键切入口的名牌大学的学生中,拥有特权背景的家庭的子弟越来越多。解决这个问题的短期办法是实行配额制,为弱势群体家庭的孩子提供配额。这些措施可能会引起争议,因为它们与根本不看社会背景出身的选贤任能的尚贤原则发生了冲突,但是,少数民族的考生可以在国家大学入学考试中享受加分政策,这种规定也可以适用于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

  在提拔过程中,人口中的弱势群体也需要有配额。在中国,中国党已经实施了制度性的规定,系统性地提拔少数民族进入领导岗位,但是,越往党的上层走,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也就越低。在政府最高层,可以专门为不同宗教和经济弱势背景的人预留岗位,即使他们并不是通过体系提拔上来的(当然,他们也必须是有参与高层决策才能的人,如拥有高超的分析能力)。就宗教群体来说,代表权问题非常清晰:只有真诚的宗教信徒才真正知道什么对其宗教最好。来自经济弱势背景的人也往往对拥有同样背景的人的需求和想法有特殊的见解。他们在体制中应该有更多的代表。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缩小收入差距,同时减少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机会不平等,这样富裕家庭和特权家庭的子弟在争取权力的尚贤制竞争中就不会享受那么多的优势。换句话说,相对平等的社会更不容易被来自特权家庭的人所组成的精英团体统治,领袖应该是依据根本不看社会背景的尚贤方式选拔出来的。尚贤制取决于高度的经济平等。

  但是,这些措施仍然不足以对付等级体系的僵化和不灵活。即使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但如果他们是依据死板的、并没有适应当下情况的贤能标准选拔出来的话,就仍然存在问题。新情况要求不同类型的领袖拥有不同的品德。在迈克尔·杨的反讽意义的贤能中,社会背景的影响已经被最小化,但是,因为领袖是根据狭隘的贤能标准——智商加后天努力选出来的,结果是统治阶层往往缺乏社交能力和公共服务精神。在法国,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社会学家认为,对于像数学这种抽象能力的重视将稀释家庭和社会出身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于是形成了名牌大学重视数学能力的招生选拔制度。而在众多考生之中只有数学成绩顶尖的5%的人才有机会进入名牌大学。结果就是,法国精英的分析能力很强,但是在团队协作、倾听他人意见、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等方面比较弱,而且往往很傲慢,因为他们逐渐相信,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自己优秀,不是因为好运气或强大的社会背景。相较于朝鲜、中东等倾向于家族专权的地区,中国的精英更加多样化,这种多样性是其成功的关键。过去几十年,中国党党内选拔干部时一直以经济增长作为衡量标准,同时也会注重个人的人际关系处理。因此,有人会认为这样的人才选拔模式会打击敢于冒险者的积极性,相对具有创造性和思想独立的人可能很早就被淘汰了,因为他们可能会得罪了人或者挑战了“通行的做事方式”。

  我曾提出应该制定更加多样的高层领袖选拔标准,这将有利于形成更具多样性的领导层,包括更平衡的性别比例。但是,这个建议的标准可能仍然过于死板:在当今飞速变化的世界,任何选拔过程都需要留下定义新的贤能标准的空间。并且,这种论证并不是无根据的猜测。在战国时期,秦国的成功要部分归功于其有能力维持多样的社会和升迁机会,但是在统一中国并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后,这种多样性的丧失加快了秦朝灭亡的步伐。尤锐为此提出了中国党应该吸取的教训:“只要个人升迁的多样途径维持下来,人们就可以期待该体制更加公平、更加充满活力,而且与太过完美的组织制度相比,这种体制也更容易适应变化,因为太过完美的体制总是趋于僵化。”入仕通道的多样性将保持弹性,而弹性对当今飞速变化的世界来说特别重要。

  因此,不仅需要寻求扩展范围,吸纳当今被边缘化的群体中志向远大、成绩卓著的代表,而且应该建立基于不同贤能标准的多样化晋升途径,以便提拔经历更加不同的人才。这并不是否认建立在公开透明的贤能标准基础上的相对稳定的选拔制度的优势,尤其是对于政府高层来说。但是,少数地方——包括局常务委员会——应该给在主流选拔体制外成功的优秀人才,甚至党外人士留有机会。比如,高级领导阶层应该包括一个精通现代技术、了解其社会影响的年轻人,一个在国外呆过相当长时间的外国文化专家,以及一名商业成功而且善于做慈善的业主和一名军事问题专家等。正如尤锐提到的那样,清朝政府将旗人纳入官场被证明是很成功的尝试,在只能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走向仕途的背景下,它让人才库多样化,让管理机构比明朝时期更加有效。而在明朝,参加科举考试是唯一的官员升迁之路。

  但是,如何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对将来的决策制定最有帮助的人呢?换句话说,如何辨认出贤能的新源头?对此,穆勒论证言论自由的功利主义观点非常有帮助。言论自由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能够帮助辨认出什么是重要的,还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辨认出谁是重要的人。穆勒认为,言论自由会允许出现众多选择,这些选择让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中聪明和高尚的人。人人都会从少数人的“生活实验”中受益,如果某些“怪异者”愿意自己冒险,去寻找可能存在的、新的、更好的生活方式,我们对这些人应该感到感激而不是怨恨。穆勒假设的背景是社会,受过教育的公民将在选举中挑选统治精英团体的新成员,但是他的观点—言论自由是辨认出适应新环境的非传统贤能来源的必要条件,也同样适用于尚贤制背景。

  同样重要的是,贤能的新源头和衡量贤能的新方法能够在中央政府层级以下的实验中辨认出来。这里,中国的体制若与宪政相比,就会表现出清晰的优势,因为宪政中不同层次政府的权力被严格区分开来,权力之间相互制衡。比如,在联邦制国家,如果宪法没有赋予中央政府这样做的权力,那么在一个行政区行之有效的事不一定能够推广到国家的其他地方。但是,中央政府有权力将可取的地方革新推广到全国,这是中国式尚贤制的重要优势。正如《中国实验》(China Experiment)的作者解释的那样:

  地方实验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时代结束以来进行的种种改革的标志。中国过去 30 年的大转型是众多层次递增变化,而非自上而下的休克疗法式改革的结果……这种实验主义者的做法有显而易见的好处:考虑到国家的规模和政府机构相对不发达的本质,推行一项政策却做错了,它产生的反响可能是巨大的,也是不容易纠正的。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要求灵活而不是“一刀切”的政策。去中心化的、实验性的战略让中央能够确定总体目标,但也让地方可以通过不同地区的试点工程检验观点的可靠性,从实地获得经验。最后被推向全国的试点工程是首先得到中央认可的,随后通过其他地方前来取经交流与官方宣传、媒体发布会以及举办会议等方式推广开来。

  中国活力的真正源头是,政府在处理地方事务时采取放手策略。除非地方政府在处理社会问题时体现出革新精神并且能够明显提升效率,这时中央政府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这种做法向其他地区推广。实验性的实践从经济改革开始,最近中国政府开始了处理棘手管理问题的实验。为了防止建立在贤能基础上的等级体系出现固化,省级政府以下、直到乡镇政府的实验能够,并且也应该包括评估贤能的不同标准,成功的试点实验将会向更高一级政府推广。

  简而言之,我已经指出了与等级体系固化有关的三大问题,并提出了在没有选举高层领袖的情况下做出可能反应的若干建议。容易变得傲慢自大的精英应该竭力保持谦卑和对民众的同情。倾向于从自身所在社会群体中选拔干部的精英应该竭力保持政府代表的多样性。容易根据单一贤能标准选拔人才,并认定自己是最杰出人才的精英应该留出空间,容许不同贤能标准的存在。最后,精英需要抗拒自我欣赏的倾向。他们为什么应该注意我提出的这种观点呢?中国历史上的教训异常清晰:尚贤制的固化对该制度的威胁就像系统性那样,是致命性的。不过,还存在对体制更大的威胁。

  按照让–马克·夸克(Jean-Marc Coicaud)的说法,合法性“被定义为民众承认管理者的领导权,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他们享受特权的权利”。简单地说,一个政府之所以拥有合法性就是因为它被民众看作在道德上是合法的。衡量合法性并不容易:依靠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进行定性访谈吗?还是依靠调查数据或选举?什么可以被算作是合法的:受教育的民众的观点,或者大多数民众都支持的,还是必须人人都同意?或许当统治者缺乏合法性的时候,它会表现得更明显——在中被推翻,或必须使用残酷的武力民众的反叛。事实上,“通常,只有当合法性缺失或者不足时,它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只有在政权遭遇公民、臣民或是受益人的公然挑战时,科学家才会转向合法性作为解释其危机的原因。在政权运行良好之时,合法性问题就退居幕后。那时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当权者的行为是‘适当的’、‘正常的’或‘合理的’。”

  就中国而言,合法性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原因再次是性的。很显然,拥有合法性的政权不大可能求助于暴力手段。一个政权的合法性越高,也就是说在民众眼里越具有道德合理性,它就会越少地依靠强制性威胁的方式行事。

  尤其是对于西方分析家,似乎很清楚的是,这个政权注定要垮台。就像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东欧的情况(和最近中东出现的情况)那样,人们迟早会要求组建政党的自由和投票选举领袖的权利。短期内,或许存在类似于军事的“的逆转”(如埃及),但非的选择肯定无法长久存在。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自由是“历史的终结”。在现代社会或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其他任何政权形式都不可能拥有合法性。马克斯·韦伯同样著名的三种合法性权威类型的区分似乎也指向自由。第一种——传统权威,已经随着 1911 年清王朝被推翻而灰飞烟灭了;第二种——个人魅力型权威,也随着和中国的其他英雄的过世而不复存在;第三种——理性的合法性权威,随着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似乎是必然结局,根据理性的合法性权威结构运作的自由是唯一可靠的政权形式。经济发达的、拥有儒家传统的东亚社会的历史,似乎进一步支持了这个观点,即自由终将在中国取得胜利。日本、韩国和中国地区的实践已经证对于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限制,采取了一人一票选举领袖的,因此为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道路。

  但是,中国的执政国家体制并没有崩溃。非但没有崩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而越发巩固了。一个又一个调查显示,中国党执掌的政权赢得了众多民众的支持。正如王绍光所说:“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或者出生于中国但在西方工作的学者)进行了很多有关中国权力合法性的大规模调查。到现在为止,熟悉这个领域的学者事实上都得出了一个共识——中国体制的合法性程度非常高。”王绍光补充说:“政权接受程度很高被许多西方学者解释为受访者害怕说出。因此,后来的调查补充了各种机制防止人们在接受访问时撒谎(如提供其他选择:‘不知道’或‘不回答’)。但是,每次调查的结果总是一样的。”无须质疑的是,大部分中国人认为现有制度是适合这个国家的。事实上,在最近的亚洲动态调查中,中国公民对自己机构的信任程度甚至超过参与调查的8个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其中就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

  但这并不是否认,中国存在社会不满情绪的事实,但是,这种不满基本上指向地方政府。托尼·赛奇(Tony Saich)解释说:“公民将国家‘分解开来’,虽然他们表达了对中央政府的高度满意,但满意度随着政府层级往下也依次降低。2009年,95.9%的人对中央政府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但这个满意度到了地方政府那里就只有61.5%了。”何包钢用更加生动的语言描述了民众眼中的现象:“用民众的话说,中央政府的官员是救星,省政府的官员是亲戚,县政府的官员是好人,乡政府的官员是恶棍,村干部是敌人。”

  一个明显的悖论是,中国公民表现出对的信心,同时认可非的统治。但正如史天健和卢杰所说:“普通中国人心中所想的或许并不符合自由话语中对的定义,相反它是建立在监护人话语基础上的。”简单地说,意味着为民服务的政府(民享政府,由精英负责),而不是由民众管理的政府(民治政府)这一观点被广泛接受。所以,如果中国政府“为人民服务”,它就是的。调查的确显示,民众支持选举,但那些选举不应该伴随着围绕竞争性利益组织起来的。“虽然84%的受访者同意或者强烈赞同选举国家,但只有16.3%的人同意或者强烈同意竞争。”西方分析家或许抱怨说,最近谈论的“党内”并非真正的,因为它排除了竞争,但大多数中国人或许在使用不同的标准来评价“”的进步。

  简而言之,即使并没有采取自由公平的竞争性选举来挑选领袖,中国政府也已经成功地获得了很高程度的合法性(即人们认为政府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那么,政府究竟是如何赢得合法性的呢?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什么?中国党通过以下三个来源获得了合法性:民族主义、政绩合法性和尚贤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合法性的这三个源头在不同时期都很重要,但民族主义在政权初期最重要,政绩合法性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十年非常重要,而尚贤制正在变成越来越重要的合法性来源。

  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国家或政权试图通过它体现的某些观点或者在教育体系、演说和公共政策中表达的观点,成为民众眼中在道德上具有合法性的政权。中国党当然是建立在被列宁和修改和重新解释的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之上,它的合法性大部分源自其是否能践行这些原则。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有所动摇,尤其是年轻人。这并不是否认某些社会主义价值观如需要为民众谋取物质福利的观念在人们心中仍有认可度。但是,它们之所以被认可,至少部分是因为这些观念类似于从前的传统观点(见下文)。我们也不否认存在一些值得提及的当代地方改革实验,至少部分是受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启发。但是,也可以说即便没有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能够成功地获得合法性。这个“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很大部分来自于向民族主义的转向,即作为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传播者和保护者。

  民族主义是舶来品。传统的中国文化受到更加全球化的视野的影响,其理想是贤德的圣王统治下的没有疆域边界的世界大同。在皇权时代的中国,精英往往将其国家视为世界的中心。但是,当中国在19世纪中期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百年国耻)中国遭受了一次又一次军事失败,国家陷入贫困和内战的深渊。中国精英陷入痛苦的现实之中,意识到中国的政体在不断扩张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中处于边缘位置。如果中国要生存,它就必须适应这个新体系。在现实中,这意味着不惜牺牲任何代价也要让国家强大。正如蒋介石在1947年所说:“回想百年来,全国国民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以雪耻图强为一致的要求。”我们知道,是中国党成功地洗雪了“国耻”,是在 1949 年发表的著名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宣言,象征着中国被外国列强欺负和奴役的屈辱历史走向终结。

  在中国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比较强大和安全的国家,意味着中国已经不用再担心国家的生存问题。但是,朝鲜战争、少数民族地区的不稳定、与苏联的决裂(更不要提统治精英中的重重疑虑)持续培育出一种建立在愤恨基础上的民族主义。中国党对于“外来干涉”的敏感,促使它进一步在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不停地提醒国人曾遭受过的外国列强欺负的“耻辱”,以及只有强大和中央集权的领导才能保护中华民族不受外来势力的干涉。这种“爱国主义教育”一直持续到今天。在担任国家的时候,习强调说“我们遭受了一个世纪的虚弱、压迫和羞辱”,在担任国家主席后不久,他就呼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这与在争议岛屿的领土主权主张方面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态似乎不谋而合。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充满怨恨的民族主义是否能够持续下去。当权的风险之一是,如果政府在应对外国干涉的时候表现得不够强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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